當他們共同現身流動的戶外義診時，大夥鄉親的話匣子一開，多半提及過去家鄉遭迫害過往，或回憶起那段驚險的逃難過程。
雖然官方強調「感染非洲豬瘟的豬，吃了對人體健康無害」，但很多人心理仍不舒服。即使是不吃豬肉的穆斯林也感受得到這波導因於非洲豬瘟的威力，因為牛肉、羊肉都變貴了。
這樣的事例不會只有一家。影響所及，4月以來地方政府啟動「價格補貼聯動機制」，參照物價上漲的標準，總計發放了超過人民幣20億元的補貼，簡單來說就是補貼給經濟困難民眾的「買肉錢」。相較於台灣對非洲豬瘟的謹慎，以「別讓台灣沒滷肉飯可吃」的心態嚴格在機場等海關檢驗，中國官方更多強調的是「感染非洲豬瘟的豬，吃不死人」但這種「賺到」恐怕沒多少人覺得高興。疫情不透明、人民無法信任政府，是非洲豬瘟在中國蔓延的一大致命傷。
（中央社）非洲豬瘟病毒在地球存在約百年之後，去年到了中國，造成嚴重的影響，原因除了中國的生豬生產占了全世界一半以上，官方未能即時給予撲殺豬隻的補貼，也是造成防疫失控的原因。其中，中國生產豬肉約5404萬噸，進口占比很低，擴大進口能彌補自用的其實有限，同時也帶動了歐美豬價上漲。俄羅斯以軍事和政治工具，穿透了中亞國家的安全政策，使得中亞國家即便在蘇聯解體後得到了主權獨立，卻仍處在俄羅斯的勢力範圍內。
制度主義學者約翰・伊金貝里（John Ikenberry）則將國際秩序分為三個種類。據吉爾吉斯財政部對外債估計，中國進出口銀行對吉爾吉斯的貸款高達17億美元以上。直至2016年，中國對兩國的外債佔比更高達了90％與80％（註），中國甚至取代了部分俄羅斯在吉爾吉斯的基礎建設投資。從地緣政治的角度觀之，中亞位在世界島的心臟地帶位置，其戰略地位的重要性及豐富的天然資源使周邊大國難以忽視其重要性。
俄羅斯的勢力範圍逐漸出現微妙變化在1991年蘇聯解體後，中亞五國陸續脫離蘇聯，但俄羅斯仍以壟斷性的軍事力量做為對中亞國家的軍事安全保障，透過集體安全條約組織（CSTO）為其外交工具，使得中亞國家在安全上對俄羅斯完全依賴。文：黃理威（東吳大學政治系國際關係組研究生、中華經濟研究院東協研究中心研究助理）漢朝以來，歐亞各大文明便往來於中亞絲路。
中俄自2001年簽訂《中俄睦鄰友好條約》以來，便嘗試以制度化的方式維持雙邊關係。然而，2019年6月，習近平訪俄時，俄羅斯總統普亭（Vladimir Putin）隨即表示俄方願向中方提供充足的油氣能源，並希望加快歐亞經濟聯盟同「一帶一路」的對接。其一是由規則和制度建立的立憲秩序。和2001年所建立的中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相比，2019年所達成的新時代夥伴關係，更加深了安全和經濟領域的合作，中俄兩國如此競合並進的互動似乎形成了一種「新型的大國秩序」。
也顯示中國透過國內法賦予境外執法的正當性，並開始能將其政治影響力投射至中亞地區。同年6月，上海合作組織（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以下稱上合組織）成立後，亦透過制度化的合作方式軟化了俄羅斯對中國在中亞的抵抗和經濟上的利益衝突。中亞五國中尤以與中國邊境接壤的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三國關係最為密切。過去俄羅斯在中亞地區單一霸權的優勢，似乎也隨者中國影響力的增加而逐漸消失。
然而，中國在一帶一路提出後，除了在經濟上大幅度的擴大對在中亞的外部援助、基礎建設外。隨著一帶一路（Belt and Road Initiative）倡議這項極具野心的地緣戰略提出後，中國更加擴大對中亞的基礎建設計畫及外部投資。
集體安全條約組織讓俄羅斯通過其聯合人員和指揮機構來加強對中亞軍事設施的控制的機會，並由俄羅斯聯邦安全局（Russian Federal Security Service）監督。其對於中亞五國之間的政治、經貿關係亦與日俱增。
而中國資助的基礎設施項目價值22億美元，幾乎是吉爾吉斯年經濟產值的三分之一。此舉顯然違反集體安全條約組織在2011年所通過之決議（非集體安全組織會員國未經過組織同意不得於會員國領土建立基地），也可能挑動了俄羅斯在區域安全上敏感的神經。以及由各國間權力競爭形成權力僵局，所產生的權力平衡秩序。該組織的高級職員也很可能會在軍事方面向俄羅斯傾斜。俄方不但沒有作出公開譴責或是採取軍事上的平衡手段來應對中國影響力的加深，也沒有因彼此相互的競爭惡化中俄雙方的外交關係，甚至將雙邊關係升級至「新時代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2013年，習近平於哈薩克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後，中國以哈薩克作為其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核心地區，加速其在中亞國家的投資和建設，並陸續其在吉爾吉斯和塔吉克的投資和建設。
而秩序的範圍可以是區域性的或全球性的。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對中亞控制力減弱，中國開始擔憂中亞局勢不穩，將增加新疆邊境的安全威脅。
其二是由一個或幾個國家主導，也可以由強國和弱國之間廣泛的合作形式組織起來的霸權秩序但沒出現類似的討論，就是因為這樣的規範，對男性沒有實益。
所以國家的墮胎法律規定，也不該是為了建構出一個理想世界：女性先是生育工具，再來才是活生生的人。這些反對人士的潛台詞是這樣的：「女人的性，都應該以生小孩為最終目的。
「懷孕」是女性發生性行為最直接的證據，也是專屬於女性的責任。文：Sage 「Shofar轉化社區聯盟」理事長彭迦智提出「人工流產應於妊娠8週內施行」的公投提案，於昨日舉行聽證會。當然，這不代表只有女性才能針對墮胎議題發言——畢竟女性的觀點究竟能不能自動就是女性觀點、能不能助於性別平等的達成，本身就是一個問號了，但無可否認的是，在墮胎議題討論中，應該該把相當大部分的話語權，留給具有女性經驗、子宮的主人——女性群體。大多數的討論，似乎都是「女性的生育自主權、與胎兒的生命權」兩者之間誰比較值得保護、如何權衡。
厭女的反墮胎者，都傾向於相信想墮胎的女性是「淫亂、骯髒、性氾濫」的壞女人，就算是性侵受害者也一樣——美國共和黨前眾議院議員Todd Akin，甚至說過性侵很少造成懷孕，因為「如果那是真正的性侵，女性身體會有一套機制可以阻止它」。從而可以看出，在極端情境中仍能完全踩穩權利主張而支持或反對墮胎的人往往是極端少數，所以德沃金跳脫傳統觀點，提出非權利的討論框架：無論對墮胎採取甚麼觀點，都是先預設了人類生命有與生俱來、神聖的內在價值，而人們意見的分歧點是該怎麼做才能保護這樣的價值。
在任何攸關墮胎權立法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發現這群立法者對女性的身體經驗有多沒有常識。讓女性自由決定自己的生命價值，就是尊重生命的價值 最後，回到政府介入管制墮胎，必須釐清的是，女性的懷孕生育是一項能力或資源，女性沒有必須成為生育者的命運。
在那個世界，女性的命運就是懷孕生子，而偉大的國家為了人類種族延續與國家民族的利益來管理女性的生育。畢竟承擔懷孕風險的不是男性，那男性何必犧牲性自主來達到禁止墮胎的目的？ 女性的性自主從來就該是墮胎權話題的一部分，因為女性如果無法避孕或墮胎，那她就沒能掌握自己的性。
然而，墮胎議題真的可以被化約為女性與胎兒的戰爭嗎？ 墮胎議題隱含的厭女症：會墮胎的都是壞女人 「女生愛玩就該負責」「沒能力養就不要嚐禁果」「容許墮胎會鼓勵性氾濫」每當討論到墮胎議題時，這種言論不勝枚舉。也就是說，懷孕生子該是一項選擇，而選擇權專屬於擁有這項資源、運用時承擔風險與責任的女性。同樣的，支持女性生育自主權的溫和派也有可能主張為了女性身體健康，懷孕晚期應該禁止墮胎。」但我們都知道性行為的目的，不是只有懷孕生小孩。
女人是否可以墮胎，男人投票決定 無論是前陣子在美國阿拉巴馬州，由25個白人男性投票通過的墮胎禁令，或是在台灣由男性提出的公投提案，放眼望去，推動法案或握有權力通過法令的人士，幾乎都是男性。德沃金認為，傳統的墮胎議題看似圍繞著「權利」問題：胎兒是不是從受孕那一刻起，就是個具有權利和利益的無助小孩？ 持有「胎兒有生命權」這種主張而反對墮胎，認為墮胎就如同謀殺一個成人，違反了人免於被殺害的權利，而高於一切胎兒的生命權凌駕於母親的身體自主權上——這樣的論述看似簡單，但其實我們如果進一步提出更多問題，會發現這樣的立場要回答許多問題才可以到達，例如胎兒是人嗎？那阻止受精卵著床是墮胎還是避孕？擁有生命權必然代表擁有不被殺害的權利嗎？ 然而德沃金引用1991年美國人生命團結組織的蓋洛普民意調查與1990年美國天主教協會的民意調查，指出民眾對胎兒具生命權存在著意見分歧。
這個問題的根源，是婦女難以參政。「我們該殺死那個胎兒，還是束縛那個女人？」 說到墮胎議題的爭點，通常想到的都是「胎兒 vs 女性」或是pro-life vs pro-choice 的兩個持有極端並相反意見的陣營，而美國法理學家德沃金（Ronald Dworkin）在其《生命的自主權》一書中對這樣的墮胎正反論述提出質疑。
就算在最極端的情境中，能完全認同「胎兒自受孕起就是個人，擁有生命權，也就是擁有不被殺害的權利，因此凌駕母親身體自主權」的論證、進而承認「胎兒如果危害母親性命，在母親與胎兒的生命權衡量下，母親也無權剝奪胎兒生命」說法的人其實非常少。借用德沃金提出的討論框架，承認無論是支持或反對墮胎，同身為人的我們只是在想，到底該怎麼做才能完整詮釋對生命價值的尊重，看似意見兩極的陣營才能開展有意義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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